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各种各样的古代工艺品，其中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器”被人们称为“景泰蓝”。景泰蓝的工艺已经传承数百年，并于2006年5月20日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众所周知，“景泰”是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那么“景泰蓝”是什么时候成为“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的品名？人们为何会以“景泰”为这种手工艺品命名？

景泰款掐丝珐琅狮戏球纹藏草瓶（明中期）

宋元时无以名之

“景泰蓝”这种金属胎掐丝珐琅器，在我国最早出现时是没有名称的。

金属胎珐琅器的渊源，可追溯到人类在金属上镶嵌宝石，并由此发展到利用玻璃质涂烧于金属表层作为装饰品。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东地中海地区及尼罗河流域，以古罗马的拜占庭为中心，金属胎嵌丝珐琅器、剔花珐琅器、凹凸珐琅器和透地珐琅器、绘画珐琅器等相继问世。

历史典籍记载，中国古代与罗马帝国早有交往。公元七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唐朝依波斯语把其译称“大食”或“大食国”，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大食使节来华达37次之多。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我国已经对罗马帝国及地中海一带称之为“拂菻”，而这些称谓恰是“珐琅”的谐音。在日本正仓院珍藏有一件被称为黄金琉璃钿背十二棱镜的器物，镜为银胎，镜上花形与唐代流行的宝相花类似。有日本学者提出，此镜是中国唐代时制作的银胎掐金丝珐琅镜。另有学者认为，该镜是西方国家制作的。由于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又是孤例，认定唐代已有金属胎珐琅器的依据不足。

北宋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凡大食诸蕃，并通货易。《宋史·外国列传》记载：“大食国，本波斯……市肆多金银、绫锦，工匠技术威精其能。”南宋顾文荐著《负喧杂录》记载：“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傅之以革，外为觚棱，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却似琉璃，极其工巧，不知何物，闻是罽（jì）宾国物，更当质于博识者。”罽宾国为古西域国家，顾文荐所述的显然就是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制作的金属胎珐琅器。当时这种器物进入中国还无以名之，只好附于琉璃之列，以文字加以描述。

元朝的《吴渊颖诗集》卷二中有咏“大食瓶”的诗：“西南有大食，国自波斯传。兹人最解宝，厥土善陶埏。素瓶一二尺，金碧璨相鲜。晶莹龙宫献，错落鬼斧镌。粟纹起点缀，花穟蟠蜿蜒。”诗中描述了大食瓶来自波斯，说明在当时这种器物仍是很新奇的，以其产地命名称之为“大食瓶”。

到明朝时，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他励精图治，国力强盛。《明史·外国列传》载，永乐六年（1408年），当年外国入贡有“宝石、珊瑚珠、拂郎……”这里的“拂郎”肯定不是国名，而是物品名称。依据许多手工艺产品是以产地命名的约定俗成的做法，比如苏绣、蜀绣、和田玉。将拂郎与宝石、珊瑚珠同列一处作为贡品，这里拂郎是釉料或者是拂郎器物。

官修史书中当时有“拂郎”的记载，民间小说中也有类似说法。崇祯元年（1628年）凌濛初所撰的小说《拍案惊奇》中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一文，文中描写，沿海有百姓做生意时，到了一个波斯胡大店中坐定，店主是个波斯国里人，当时店主手执着一付法浪菊花盘盏。可知当时又有“法浪”之称。

明末清初，孙承泽的《天府广记》载：“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之琺瑯，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由此可见，自明中期开始，上层社会兴起玩赏高档工艺品的风气，在城隍庙、土地庙的庙会，有古玩铺等经营“时玩”，习称“外市”，而将玄武门外出售宫廷器物的集市，称为“后市”。文字中已然出现了“景泰御前作坊之琺瑯”的称谓，并且列为奇珍异宝，古董玩家、商户不惜重金购之。

掐丝珐琅凫尊（清中期）

《红楼梦》中称“珐琅”

对于何时有“景泰蓝”之称，其实专家们也有争议。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后，内廷设立珐琅厂，后改为珐琅作。雍正六年（1728年）在《各作成做活计档》中，出现“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琺瑯瓶”之句，有专家认为这就是“景泰蓝”称谓之始，也有专家认为这里断句应为“景泰”“蓝琺瑯瓶”，断言雍正时已有“景泰蓝”的称谓之说难以确立。乾隆时期，金属胎珐琅器采用有较好延展性能的红铜为制作胎和丝的原料，胎形及丝工采用的材质“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金胎金丝，中等者银胎银丝，下等者铜胎铜丝”，大量仿制前朝器物，还题錾“明景泰年制”字样，登峰造极。当时内廷造办处仿制相当活跃，以南方征调工匠居多，其所制造器物一是追求古意，多为仿古器；二是不惜工本，以制品繁琐为美；三是由帝王亲自掌控题材、造型、纹样以至色调；四是内廷所有制品仅供皇家独享，民间极难见奇珍。在清宫一时用不上的金属胎珐琅器，入库时所拴的黄色签条上，标示为“铜胎掐丝琺瑯”。

在曹雪芹著《红楼梦》中，有多处提到珐琅器，如第四十回写“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第五十三回写有“鎏金珐琅大火盆”。十锦珐琅杯可能是瓷胎画珐琅器，而鎏金珐琅大火盆则肯定是金属胎珐琅器。

一直以来，人们对金属胎珐琅器的称谓各有所呼，多有所取，还有所谓烧青之称，其名极可能源自因其以蓝色最美且多，而蓝即为青。在古董行中，将古玉器谓之“烧古”，烧古是我国古代仿造古玉器、古铜器的一种技术，也称“烧色”，这种技术可溯至宋代，“烧古”见于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案。烧古的主要对象是仿古铜或古玉类文玩，以人工方法创造一种古文物特有的古色古香韵味，铜器烧古因受宣德炉影响更加兴盛，内廷有烧古匠专事此类工作。以青料（蓝）为主，制作金属胎珐琅器物称之为“烧青”。至此，以青料（蓝釉）为主制作金属胎珐琅器又增添了“烧青”的称谓。

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三日高宗驾崩后，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有“金法蓝漱口盂四十个”“银法蓝漱口盂八十个”。可知在嘉庆年间，尚称之为“法蓝”，也可见和珅生活之奢侈。

景泰款掐丝珐琅八狮纹三环尊（明中期）（图片中文物均为故宫藏品）

清末称为“景泰蓝”

实际上，正式并广泛地把这种工艺品称为“景泰蓝”，是在清朝末期。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宫廷珍品外流，金属胎珐琅器引起西方国家关注。特别是1900年前后，参加国外各种博览会屡获大奖，各国人士争相购买，价位极高，古董商和作坊主见有利可图，一时间，民间厂家、作坊林立，仿制品标为宫廷产品，更是身价百倍，极受青睐。除北京外，扬州、九江等地也纷纷投产，一时间对金属胎珐琅器的宣传舆论甚嚣尘上。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四日德宗大婚妆奁单中记有“铜法瑯太平有象桌灯成对”“铜法瑯龙凤火盆成对”，可知光绪年间在官方尚称谓为“法瑯”。

对于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的称谓有多种，法浪、发蓝、珐郎等叫法表述不一。金属胎珐琅器显得拗口，于是在古玩商那里有了景泰蓝之称。一个依据是明末时已有景泰御前珐琅景泰盘等说法；二是清乾隆时期曾大量仿制明时器物，标示为景泰年间产物。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还收存有4000余件，绝大多数为宫廷内传世品。其中具有明代宣德、景泰、嘉靖、万历款的有130多件，而其中具景泰款的竟占有100余件。景泰款器物不仅多，而且蓝色惹人喜爱；三是传世的作品中，以青色釉彩最为出众，而青花瓷器在国际市场声誉很高，青即为蓝，而且称“发蓝”之名早已有之，而称为“景泰蓝”可显示出其美在蓝釉上。尤为重要的是，以帝王的年号“景泰”二字命名，更能沾上皇家权贵之气，可以借题发挥，更显其历史底蕴，叫着又不拗口。如此一来，“景泰蓝”的称谓，最先在古玩行，延拓至制造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的作坊里、工匠之中，在业内外传扬开来。

撰写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清代北京竹枝词》载“工艺局成侈美观，各般制造尽追探，就中绝技高天下，压倒五洲景泰蓝。”其注曰：“工艺局开设琉璃厂，已历年所。凡制造各物，极意改良。唯景泰蓝一品，实为我中国独绝之技，东西洋赛会屡佔优等”。成书于1917年的《大清见闻录》在“雍和宫”一文中写“佛座前有景泰蓝香炉若烛台，高可七八尺，清乾隆帝之赐也”。从文字中可知，“景泰蓝”之称谓是清末时开始正式出现并流传开来的。

此外，在工艺美术行业内，尤其是在生产景泰蓝产品的企业工人中，一直习惯于将景泰蓝写成“井太兰”，从文字上讲，这是三个错别字，主要出现在一些来自班组的报表或平日速记的文字中。这或许算是传统行业代号，称之为术语习俗。在手工艺行业中，古已有之，工匠们忙于劳作，就以简单的符号代替。

景泰蓝历史悠久，自其传入中国之初无以名之，到元代的大食瓶，再到明代的鬼国窑、拂郎嵌，尔后的拂菻、烧青、发蓝、发蓝嵌、法浪、法郎，再到琺瑯、珐琅，又到艺术搪瓷、景泰蓝的确名，其中包含着中国手工艺匠师们的心血、汗水和智慧，使其成为具有我国优秀特色的手工艺术品之一。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李苍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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