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史载，汉文帝死后葬霸陵，不起坟冢。随着朝代更迭，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在何处，成为千古之谜。

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即是霸陵所在。由此，后世一直把“凤凰嘴”当作霸陵祭拜。蒿草丛生的小山头下，至今耸立十余通祭祀石碑。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经史学家毕沅，也曾在“凤凰嘴”下为汉文帝霸陵立碑勒石。

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弥补了西汉帝陵史研究的关键一环。

汉文帝霸陵航拍全景

汉俑现身拍卖会

2002年3月20日，美国纽约。距离索斯比拍卖会开始仅剩20分钟，第32号拍品突然撤拍。拍卖大厅里，一片哗然。

时任中国公安部驻美使馆警务联络官的段大启却长舒一口气。二十多个小时前，他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收到一份特急传真：

“中国陕西西安西汉窦皇后墓被盗掘，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6件西汉陶俑将于2002年3月20日上午10时，在纽约索斯比东方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

这份落款为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传真，让段大启高度警觉和重视。走私文物一旦被拍卖，将披上合法外衣，跨国追讨就变得难上加难。他拿起传真，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

杨大使看过传真后，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要求他们立即阻止索斯比拍卖这些来自中国的走私文物。但时间紧迫，为保险起见，杨大使又指示段大启，直接从拍卖行入手，阻止拍卖。

于是，段大启连忙打电话给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向其说明情况。对方却一口回绝，“仅凭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对拍卖行来说，撤拍就意味着失去大笔佣金。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既成事实，段大启连夜乘火车，从华盛顿北上纽约。在开拍前一个小时，段大启匆忙赶至拍卖会现场，迅速找到拍卖行的法律事务主管。他把使馆给美国海关照会副本递交给法律事务主管，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拍序号为32的6件西汉陶俑。

法律事务主管对此不以为然，仍以“无法证明这些陶俑属于中国”为由，拒绝撤拍。无奈之下，段大启决定破釜沉舟，代表大使馆向其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些陶俑是中国被盗的走私文物。

197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如果发生文物被盗，无论被盗文物流落到哪个国家，国际刑警组织都有权追回。

中美两国均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事后，如果这6件陶俑被证实是中国的走私文物，索斯比拍卖行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将其归还，在国际上的信誉也会受到损害。

权衡利弊后，法律事务主管，最终唤来一名工作人员，通知拍卖大厅撤销第32号拍品。次日下午，美国海关暂时扣押了这6件西汉陶俑。

紧接着，中国驻美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分别向美方发出正式公函，要求按照“巴黎公约”将其归还中国，但美方并没有直接归还。

美方回函要求中方提供详实证据，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诸如，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陶俑是中国的出土文物、谁是这些文物的合法所有人、怎么证明这些文物是西汉时期的等等。

接到美方的公函后，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立即着手整理文物被盗现场的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被盗图片等司法证据。陕西省文物局，也很快着手收集整理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但美方提出的11个问题，由谁来回答？

“国家文物局委派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又授命我来执笔回答。”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队长的焦南峰，接到这项特殊任务。

1954年出生的焦南峰，曾插过队，当过工人。1982年，他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开始了考古生涯。陕西秦汉考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称自己“运气好”，摸着石头过河，接触的都是大遗址考古项目，先后参与或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公陵园、秦公一号大墓等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1994年，他担任新组建的汉阳陵考古队队长，从此与西汉帝陵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追索海外流散文物，对他来说是头一回。焦南峰立即放下手头的考古工作，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研究6件西汉陶俑的照片。他立刻辨认出，这是6件男性裸体黑陶俑，有真人三分之一大小，做工精细，就连肚脐眼、小脚趾都刻画入微。

上世纪90年代，汉阳陵、茂陵在考古发掘时，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裸体陶俑，轰动考古界。这6件裸体黑陶俑是第一次出现，但其除了通身乌黑之外，形制、大小、样式，与汉阳陵出土的裸体陶俑非常相似。焦南峰推断，它们很可能是西汉早中期的。

陶俑是代替人殉的随葬品，始于战国，兴于秦汉。秦汉时代，事死如事生，贵为天子的皇帝，生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普天之下的财富，他们死后还要继续行使这种权力、享受无尽财富。他们仿照都城修建了规模庞大的陵园，众多的外藏坑象征不同的官署机构及设施，各种陶俑则是服务于其中的官吏及侍从的缩影。秦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的随葬陶俑。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汉长安城西北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赤身裸体的陶俑，后来学界称其为“裸体陶俑”。1992年—1994年，汉陵考古队原队长王学理，在汉阳陵南区从葬坑首次发现这些裸体陶俑陪葬时，衣物朽迹，历历可辨。经过考古研究，王学理认为，裸体陶俑原本有木制胳膊，身着丝麻或皮革之类的衣物。由于时间久远，陶俑的木制胳膊、衣物腐朽无存，呈裸体状态，因此将它们命名为“着衣式陶俑”。

有多年西汉帝陵考古研究经验的焦南峰深知，着衣式陶俑是西汉帝陵及高等级墓葬特有的陪葬品，其他墓葬是不允许使用的。而且，除了河南商丘芒山柿园西汉梁王陵以外，着衣式陶俑的出土地基本都在关中中部地区，也就是汉长安城及几座西汉帝陵附近。

追回这6件黑陶俑，焦南峰责无旁贷。他同时意识到，黑陶俑是西汉帝陵研究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把多年来对西汉帝陵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埋头写了两天，从着衣式陶俑的发现、定名、年代、制作工艺等各个角度，一一翔实解答了美方提出的所有问题。

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美方最终承认，这6件西汉陶俑属于中国，并且同意归还。经过一年多的艰难交涉，2003年6月18日，这批陶俑搭上中国民航班机，回到了故乡。

汉陵考古队在凤凰嘴勘探
西安白鹿原东北角的凤凰嘴，曾一度被误认为是汉文帝霸陵。凤凰嘴下，有十余通明清石碑。

汉俑墓主却成谜

6件黑陶俑重回故土，引发社会关注。但墓主究竟是谁，成了一桩悬案。

西安古称长安，是西汉都城。自汉高祖刘邦称帝到王莽篡汉，共历十一帝。这十一位帝王的陵墓，九陵分布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安南郊的杜东原。

累累陵冢在黄土原上自西向东横亘百里，与隔河相望的长安城中的宏伟宫殿交相辉映，成为这座历史古城独特的文化景观。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之心，陵冢周围频频有盗墓分子出没。

2001年4月以来，西安东郊白鹿原上，汉文帝窦皇后陵附近，一座地面既无坟冢又无任何标志的大墓，连续3次被几拨不法之徒盗掘。盗墓分子用数十公斤炸药，炸开盗洞，然后用电锯、鼓风机、送风管等设备，盗走近300件黑陶俑。

一件卖300元，这些黑陶俑很快被倒卖，散佚四方。次年3月，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这起盗墓大案，追捕十余名盗墓分子。侦查员一路追到广州，追回34件裸体黑陶俑。

侦查员意外获知，有6件黑陶俑上了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随后经对比，其品相与在窦皇后陵附近被盗掘的黑陶俑极为相似，应是同一批被盗文物。

于是，西安市公安机关、陕西省公安厅就此向国家公安部、文物局等发出特急秘传电报，请求紧急追索。很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也收到了同样的传真。直到追回6件黑陶俑，大家都以为它们出自汉文帝窦皇后陵。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第三位皇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千古称颂的盛世——文景之治。他生前为自己营建的陵寝为霸陵，因靠近灞河而得名。他一生克勤克俭，提倡薄葬，临死前在遗诏中要求，霸陵不起坟冢，只葬陶器瓦器，不埋金银玉器，不烦扰百姓。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崩，葬霸陵。汉文帝母薄太后和帝后窦皇后，后来合葬霸陵时，都按照西汉后陵的葬制，筑有封土，形如覆斗，至今犹存。

追回6件黑陶俑后，焦南峰在陕西省公安厅文物稽查大队侦查员的陪同下，来到窦皇后陵，查看被盗现场。当时，部分盗洞已被回填，但让他觉得蹊跷的是，“盗洞明显距离窦皇后陵冢有些不合适，大约有800米。”

根据他多年对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埋藏陶俑的陪葬坑，距离帝陵或帝后陵，应该只有四五百米左右”。焦南峰凭直觉判断，被盗掘的大墓可能不是窦皇后陵，应该是另一座高等级大墓。墓主会是谁？他百思不得其解。

2002年3月，陕西省文物局及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科学实验室，曾对西安市公安局送检的2件黑陶俑进行了分析鉴定。这2件黑陶俑与索斯比拍卖行的6件黑陶俑，是同一批被盗的。

通过x光片分析，黑陶俑的头部、躯干、下肢等，分明是用模范制作出来的，基本上符合西汉陶俑的制作特征。但其热释光测年结果却显示，黑陶俑的年代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不是西汉。

这一检测结果，令主持鉴定的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研究员呼林贵大为吃惊。

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着衣式陶俑已在西汉帝陵或帝陵陪葬墓中出土了好几批。稍有考古经验的人，打眼一看就知道是西汉时期的。但相差甚远的测试分析结果是怎样形成的？难道真是看“走眼”了？

在西安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呼林贵多次对盗墓者进行询问。据盗墓者供述，黑陶俑是从西安白鹿原江村东侧的一座大墓盗掘的，“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墓埋藏很深，他们用炸药炸开一个深约30米的竖井，又持续挖了好几天，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椁木顶部。

椁木非常结实，盗墓者用电锯将椁木切割开，进入墓室时，一股强烈的木香味扑面而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室最外面有一圈砖砌的墙，紧贴砖墙的是用枋木垒起的外椁，两者形成一圈2米高、2米宽的回廊。这样的回廊共有三道，其中第一道回廊里有大量木炭，那些黑陶俑就是在这些木炭之中被盗走的。

听了盗墓者的供述，呼林贵若有所悟。黑陶俑的形成，可能正与这些木炭焚烧有关。

但问题是，墓室里放置木炭主要是为了防潮，用以保存地宫中的随葬品不受地下水的侵扰。木炭虽然燃点比较低，也不大容易自燃，谁把木炭点燃了？是不是历史上也曾被盗过？

为了解开谜团，呼林贵埋首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按照盗墓者的供述，江村东侧这座大墓处于汉文帝霸陵陵区。“历史上盗了某帝的陪葬墓或从葬坑，史学家统统记在盗了某帝陵上，不那么绝对”。于是，呼林贵把查找史料的范围，放在霸陵上。

据史书记载，汉文帝霸陵在唐代以前被盗过三次。《晋书·索綝传》中提到，西晋末年霸陵和杜陵遭到一次大规模的盗掘，且盗者“多获珍宝”。晋愍帝甚至感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

巧的是，《晋书》中记载的这次霸陵被盗时间，正好与黑陶俑热释光测试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这一巧合，让呼林贵茅塞顿开，相差甚远的测试分析结果，很可能是西晋末年盗墓贼二次焚烧所致。因为热释光测定的是样本最后一次受热温度超过400℃的时间。

他由此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座大墓就有盗墓贼进入。盗墓贼点燃火把进入墓室后大肆掠夺，走时将即将燃尽的火把丢在了木炭上。木炭被引燃后，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放置在木炭里的男陶俑就像火中烤土豆一样，被烧了很久，以至于表面黑色非常均匀。”

这座大墓级别肯定不低。呼林贵推测，可能是汉文帝霸陵的陪葬墓。西汉大多数帝陵都有陪葬墓，陪葬者有开国元勋、文武重臣及皇室成员。根据当时的考古调查和相关史料，在霸陵陪葬的人有：孝武陈皇后，窦太主与董偃，以及更始帝刘玄等。经过排除，他认为，这批黑陶俑的墓主人可能是窦太主。她是孝文窦皇后的女儿，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馆陶公主。

墓主身份扑朔迷离。2006年，江村东侧的这座大墓，又多次被盗。“不少村民家的果园里，都出现了盗洞。”江村村民颜建社家的樱桃园里，就有几个锅盖大小的盗洞，“石头扔下去，听声儿感觉有20多米深。”

盗墓屡禁不止。为了防止这座大墓再遭破坏，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程林泉、张翔宇等人，对其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按照考古学规范，无主遗址和墓葬等用当地最小地名的名字来命名。文物部门因此称其为“江村大墓”。

让考古工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江村大墓，考古试掘惊喜连连。

2002年，6件西汉黑陶俑即将在美国被拍卖，经中美多方努力，于2003年重回故土，后入藏西安博物院。

霸陵不在凤凰嘴

江村大墓的规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不止一个墓道，是四个墓道的“亞”字形大墓。中国古代有严格的丧制规定，“亞”字形墓葬是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的最高形制。

此外，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70多个陪葬坑，而且排列非常规整。陪葬坑是古代用于埋藏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陪葬坑的数量越多，种类也越齐全。江村大墓的墓主，地位肯定不低。

很快，江村大墓的勘探及试掘成果，在考古圈不胫而走。不断有人猜测：江村大墓，不会是汉文帝霸陵吧？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凤凰嘴地处白鹿原东北角，是黄土台原上一道凸起的黄土梁。从远处望去，其形似凤凰之喙，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它背靠苍凉的白鹿原，面向奔流不息的灞河，襟山带水，奇峰独秀，确实有王者之气。

1981年，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文称，霸陵“因山为藏”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

至今，凤凰嘴下立有十余通明、清祭祀石碑，其中一座赫然刻有：汉文帝霸陵。2001年，霸陵被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碑也立在凤凰嘴下。天葬孝文凤凰嘴，已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原十景之一。

孰真孰假？唯有叩问脚下的大地。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完成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后，调整计划，转战白鹿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由焦南峰带队，对白鹿原霸陵陵区及周边二三十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当时，马永嬴任考古队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到考古研究院做行政工作，后来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修后，主动申请参与到考古工作之中。1995年，他跟着焦南峰做汉阳陵的考古发掘，之后一直扎根西汉帝陵研究。

听说江村大墓是四个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后，马永嬴觉得不可思议。“这座大墓级别一定很高。但不排除凤凰嘴，没人敢往汉文帝身上想啊！”这一次，他带着考古队员，一头扎进凤凰嘴。

秋天的凤凰嘴，草木摇落，有几分萧瑟。考古队从立满石碑的地方开始，洛阳铲一次次垂直插入地下，陆续取出土样，辨土认土。半年过去了，考古队却没有发现丝毫墓葬和陵园的遗迹。

会不会是勘探位置太低了？探孔间距太大了？马永嬴想到，徐苹芳先生“霸陵为崖墓”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墓室。

于是，他带着考古队，从山脚到山腰，仔细再钻探了一遍。探工加密了探孔，间距由三米缩小到两米，结果还是没探到。接着，从山腰到山顶，依旧什么都没有。几十个探工，“地毯式”探了三个多月，一无所获。

“像在黄土坡上扎筛子，钻的够细致了。”马永嬴不解，向队长焦南峰汇报了情况。考古队聚到一起，梳理多年来西汉帝陵考古的研究资料，查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为了保险起见，焦南峰决定，“再探一次！”

这一次，考古队收起洛阳铲，把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技术人员请来当“外援”。技术人员用地质雷达探测、高密度电法仪、瞬变电磁仪、测氡仪等高科技设备，轮番上阵，给凤凰嘴做了“ct”“核磁共振”“心电图”，仍旧什么也没找到。

三探凤凰嘴，历时半年多，没有找到丝毫与霸陵相关的信息。马永嬴逐渐意识到，汉文帝霸陵并非凤凰嘴。望着山下十余通明清石碑，他又不禁想：谬误缘何而起？

马永嬴把汉代以来史书中对霸陵的记载梳理了一遍。他发现，汉代的文献，对霸陵陵位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唐诗有曰：“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北魏《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霸陵在灞河西岸白鹿原上”。这是提到霸陵位置最早的文献。

而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中。《类编长安志》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为了证明霸陵确乎在此，骆天骧还披露，1291年秋，灞河洪水暴发，冲开霸陵的墓道外门，冲出五百余片石板。

骆天骧是谁？他凭什么这么说？

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研究，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是世居长安的故家旧族。他深感长安地区，自秦以来屡遭战乱，古迹十亡其九，于是决心编写一部《类编长安志》，记录长安古迹。

骆天骧自称，“幼从乡先生游”。他的学问多是跟着乡先生，在游历访谈中所得。而黄永年先生评价，《类编长安志》内容杂乱不成章法，“妄加之外也妄改”，不过是一本后世的旅游指南。

马永嬴读罢《类编长安志》，深有体会。他认为，“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中对霸陵的记载，是道听途说且根据凤凰嘴地望自己揣测、妄加的内容，并无史料来源。”

到了明清两代，霸陵的踪迹更难寻觅。“于是沿用骆天骧的记载，自然顺理成章。皇帝遣来祭祀霸陵的官员自然不会考证求实，即便像毕沅这样的经史大家也被误导，在凤凰嘴下刊石立碑，一误再误！”马永嬴说。

既然霸陵不在凤凰嘴，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霸陵吗？

马永嬴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他后来承认，“对江村大墓还没有足够重视！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黄土埋皇上。像海昏侯刘贺这一级别的大墓，西安周边星罗棋布。”

马永嬴（左一）和焦南峰（左二）在江村大墓考古发掘现场

江村大墓是帝陵

霸陵不在凤凰嘴的事实，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的思想冲击很大。

此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文献对霸陵的记载，一直把它当作西汉帝陵的特例来研究。没想到，凤凰嘴颠覆了认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古人诚不我欺！”

曹龙出生于陕西宝鸡凤翔县，即秦雍城遗址所在地。他出生那一年，秦公一号大墓开始发掘。初中时，他还多次跑到已经发掘完毕的秦公一号大墓现场去看，觉得非常神秘。1994年，当好多同学并不清楚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后来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西汉帝陵陪葬制度。

大学毕业后，曹龙赶上陕西秦汉考古的“黄金期”，跟着焦南峰、马永嬴，把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都探了个遍，对西汉帝陵的传统及发展演变脉络有了初步认识。三探凤凰嘴后，他对霸陵陵址有了新思考。

2015年8月，曹龙和同事、大学同学杨武站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提出，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传统，推测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应该是带4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西汉帝陵并无二致。霸陵帝陵陵址并非凤凰嘴。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位置显赫、规模大、外藏坑数量多，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墓的等级，墓主很有可能是汉文帝。

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霸陵墓葬形制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从地质、地貌条件判断，其形制是崖墓，在凤凰嘴山腹内凿墓穴；另一种观点则根据西汉帝陵传统推测，其为竖穴土坑墓，就是从地面垂直向下挖出葬坑。

杨武站和曹龙的论文，引发考古界的再争论。一个多月后，《西安晚报》以《汉文帝霸陵陵址非凤凰嘴或为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为题进行报道，让江村大墓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期待，考古发掘能验证这一发现。

2017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汉陵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进行正式考古发掘。马永嬴任汉陵考古队队长，曹龙作为骨干成员坚守在田野考古一线。

“当时，白鹿原上的小麦、樱桃长势正好，眼看就要熟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糟蹋了。”马永嬴和考古队一直等到8月份，安排探工对发掘区域遗迹情况摸底勘探。

白鹿原属于传统农耕区。上世纪60年代，关中地区兴起“向皇陵要耕地”的运动，历史上陪葬墓的封土、建筑遗址的夯土台都被平为耕地，如今很难辨别。该从何处入手？

马永嬴从国家博物馆找来一批二战时期拍摄的航空照片，与近年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此，很快找出已消失遗迹的位置。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队再进一步勘探。最终发现，霸陵遗址主要集中在白鹿原西麓缓坡地带。

根据勘探情况，考古队选了3个发掘点，即江村大墓东北角、西南角，以及南陵西侧的几座外藏坑，准备先期发掘。

万万没想到，这些区域租地赔产的谈判却异常困难。白鹿原是灞桥樱桃的主产区，平坦广袤的土地上，遍植樱桃树。樱桃经济价值高，果农对租地赔产要价也很高。马永嬴苦笑，“考古队的那些经费，都不够给果农赔产的。”

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求助灞桥区委区政府。“幸好，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书记的贠笑冬，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非常支持，最后发掘区土地都是由灞桥区委区政府出资流转的。”马永嬴说。

几经周折，已至11月中旬。白鹿原地势高、入冬早，发掘现场一开始没水没电，只有集装箱改装的值班室。大雪过后，寒风冽如刀割，室内如冷窖。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汉陵考古队开始了工作。

“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马永嬴心里清楚，要证明江村大墓是汉文帝霸陵，需要一系列证据。

这些证据，要在黄土之下，一寸一寸找。尽管此前西安市考古工作人员，已对江村大墓进行抢救性勘探及试掘。为谨慎起见，马永嬴没有用那些资料，“我们‘背对背’地重新勘探，以确证其形制。”

经过再次勘探，考古队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是四个墓道的“亞”字形大墓，东西总长251米，南北总宽146米。墓室基本呈正方形，东西边长71.5米，南北边长74.5米，面积50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这无疑是西汉帝陵的顶级配置。

而且，江村大墓东边紧邻窦皇后陵，南边两公里处为薄太后陵。这两个人，分别为汉文帝的妻子和母亲，关系特殊，此地绝非一般人能够入葬。

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还发现一圈以河卵石铺就的“石围界”，接近方形，“石围界”外有门阙。马永嬴认为，它类似其他帝王陵园的夯土围墙，是陵园的边界。

西汉帝王陵园不止地下规模宏大，在地面也建有寝殿、便殿、陵庙等大量建筑。这些建筑四面被墙围起来，形成独立的陵园，每一面围墙都有门阙。江村大墓“石围界”边长和门阙的形制，与汉阳陵、茂陵的极为相似。

种种迹象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江村大墓的陵园配置属于皇帝级别。

马永嬴和考古队却格外谨慎，希望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比如，在陵区的文物遗址中，找到带“霸陵”两字的文物。当年，汉阳陵发掘时，陵邑就出土了“阳陵泾乡”“阳陵泾置”字样的瓦当。

江村大墓，会不会有直接证据出现？

江村大墓出土的一组官印
汉文帝霸陵3d地形图（东北-西南），图选自《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同茔异穴”再确证

自2017年以来，考古队对江村大墓的外藏坑进行勘探发掘。

勘探发现，大墓周围有114座外藏坑，而且以墓室为中心，向心式布局，规整有序。考古队发掘了其中8个外藏坑。

在大墓西南角，一个早期、小型的外藏坑中。考古工人用手铲、刷子，剥去层层黄土后，发现里面除了藏有陶罐、陶俑等陪葬品外，还有一具宰杀后的真马骨架。马永嬴说，“这和秦始皇陵的马厩坑很像，可能代表皇家的养马机构。”

有的外藏坑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器府”等明器官印。官印是古代官署的象征。在古代，帝陵是帝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机构，那些裸体陶俑是官署的工作人员，他们配备相应的器具，例如官印、木车马、铜器、陶器等。

“这么多官署机构围绕着一个大墓，墓主会是谁？”马永嬴相信，答案只能是领导他们的人。但他不能过早下结论，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关键证据也迟迟未出现。

西汉帝陵，帝、后实行“同茔异穴”合葬。帝、后陵在同一个大陵园内，由一周夯墙围合。汉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的帝、后陵，就在同一个陵园中，且帝陵在西，后陵居东。

如果西侧的江村大墓，与东侧的窦皇后陵，也同在一个大陵园内，就证明其符合帝、后实行“同茔异穴”的葬制。那么，江村大墓的墓主身份，不言而喻。

有没有一周夯墙，把两个陵墓围合起来呢？参照之前汉帝陵的外园墙范围，考古队在白鹿原的一片平地之下，一寸一寸寻找。

江村大墓地处白鹿原西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被河流冲积的黄土坡地，地势不平。西汉时，人们为了建陵园，先把低处夯实垫平，再建造夯墙。考古队只能通过土质、土色来辨认夯墙遗址。马永嬴说，“等于是在粗夯土里面找细夯土，难度可想而知。”

寒来暑往，找了一年都没找到。而随着洛阳铲频频插入地下，黄土一点点被取出。周边村民灌溉农田时，水从探孔白白流走，逐渐心生芥蒂。加之租地赔产，偶尔没有及时到位。“村民直接把樱桃园的门一锁，说什么也不让进。”考古队一时手足无措。

颜建社是村民眼中的“能行人”，做过裁缝、司机、商人，在白鹿原江村地区很有威信。2018年，马永嬴把他请到考古队，帮忙协调村民工作。颜建社跑前跑后、挨家挨户劝说，村民终于开了门，让考古队进了地。马永嬴至今感激，“老颜是功臣！”

樱桃园是进去了，可夯墙遗迹还是找不到。有一次，几名探工找到一处夯墙遗址。马永嬴喜出望外，“挖了一段之后，那道墙曲里拐弯的，怎么看也不像，墙应该是笔直的才对。”考古队一场空欢。

眼看着进展缓慢，马永嬴想起了自己的老搭档汪照宏。上世纪90年代，他和汪照宏就曾在汉阳陵一起并肩作战。汪照宏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别人之前都没探出来”。这些年，汪照宏攥着洛阳铲，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到处跑，练就了一番绝活。

2018年春节期间，马永嬴拨通汪照宏的电话，把他叫回汉陵考古队。马永嬴还联系了几位老熟人，当年钻探汉武帝茂陵的探工，“都是精兵强将”。

随后，汪照宏和几名探工带着洛阳铲，来来回回钻了一年多，数不清打了多少探孔，但结果却令人沮丧。

直到2020年，一个下雨天，马永嬴拉着汪照宏出门踏勘。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特别。走近了一看，雨水冲刷后，夯土墙的痕迹，若隐若现。

“古代的夯墙，是用工具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都留有夯窝的痕迹，就像陕西特产的石头馍一样。”马永嬴激动万分，“这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关键证据啊！”

经过详细勘探和试掘，东西残长1206米、南北宽863米、墙址宽3.5米的外陵园夯墙，终于显露出来。这段外陵园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形成了霸陵陵园。

结合此前一系列证据，考古队终于确认：江村大墓正是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出土的部分着衣式陶俑

探寻大地补历史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

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省电视台，连线直播近4个小时，带领观众走入发掘现场，解开这座帝王墓的身世谜团。

跟随直播镜头，一件件排列整齐、倒伏在地的陶俑，充满生活气息的陶盆、陶罐，不起眼的铜器、铁器，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南陵的“地下动物园”……在马永嬴、曹龙等专家的研究和讲述下，盛世仁君汉文帝的故事变得生动鲜活。

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母亲薄氏，原是秦末复立的魏王豹妾妃。魏王豹死后，汉高祖刘邦见薄氏有几分姿色，下诏纳入后宫。薄姬生下刘恒后，并没有得到刘邦宠幸。刘邦最宠爱的是戚夫人，吕后和戚夫人明争暗斗，薄姬则与世无争。后来，刘邦立刘恒为代王，薄姬随刘恒去远离长安的封地代国（今山西东北部），偏安一隅。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但汉惠帝刘盈生性懦弱，大权旁落其母吕后。吕后为加强自己的统治，分封诸吕为诸侯王。吕后去世后，宫廷发生变乱。西汉开国功臣集团诛杀诸吕，控制了朝廷。功臣集团派使者去代国，迎接仁孝宽厚的代王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受宠若惊，以代王入继大统。他用雄才大略，巧妙平衡开国功臣集团、刘氏诸侯王和吕氏外戚集团三股政治势力，顺利渡过政治危机，使汉王朝从此进入长治久安之途。他主张轻徭薄赋、废除肉刑，垂拱治天下。

汉文帝即位后，薄氏被尊为皇太后，其陵墓营造被提上议程。当时，汉高祖刘邦葬长陵，按照西汉葬俗，薄氏只能以嫔妃身份祔葬长陵。文帝对母亲极为孝顺，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为解决薄太后丧葬礼仪问题，便离开咸阳原祖陵区，别葬长安以东、扼守交通要道的白鹿原。

汉文帝力求节俭，提倡薄葬。从霸陵陪葬坑出土的文物看，果真如此。曹龙说，“汉文帝的薄葬，体现在‘减礼不减制’。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埋葬埋填后地面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以石为界’，也不修筑高大的陵园园墙。三是从霸陵（江村大墓）外藏坑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与本次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发掘出土的金银车马饰件等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但毕竟是一国之君，其陵墓规模、陵园构成要素等均没有减。”

“陵墓若都邑”，帝陵是都城的缩影。文景时期，是西汉盛世的酝酿期。“汉文帝霸陵中，一百多个象征着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向心式分布陵墓周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马永嬴说，“霸陵直接影响了西汉中后期帝陵的布局与规制”。

汉文帝霸陵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完成西汉帝陵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霸陵上承西汉早期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中期阳陵、茂陵等帝陵规制，填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一环。”马永嬴认为，“这是西汉帝陵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帝陵研究的重大突破”。

2022年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江村大墓成功入选。在马永嬴看来，这不仅仅是汉陵考古队的成果，而是四代考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接力。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侧的小型丛葬坑、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丛葬坑抢救性发掘；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对霸陵、南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及测量；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勘探明确了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等基本情况；2011年以来，汉陵考古队用了十余年时间，终于确证了江村大墓的墓主，也就是说找到了霸陵陵址的准确位置。

时光倏忽，汉陵考古队已在白鹿原上驻扎近六年。今年春节前，马永嬴给白鹿原考古基地的大门贴上春联：“回望两千年倡俭清政文帝开盛世；耕耘十数载叩坤补史考古证霸陵”。他说，“探寻大地，补证历史，这是考古人的使命。”

考古也改变了他们。原本生性胆小的马永嬴，担任考古队队长后，七成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协调各方、处理众多杂事，从中获得历练，性格变得刚毅了许多。霸陵陵址找到后，曹龙比之前更仔细了，“答案或许就在史书没有记载的地方、永远也想不到的地方。”退休多年的焦南峰，也常来白鹿原考古基地，“几天不看考古新研究，就觉得生活无趣，和大家聊聊考古新观点，其乐无穷。”

很多人追问，汉文帝霸陵主墓会发掘吗？考古队的答案是不会。

“考古不是挖陵。不主动发掘帝王、后陵墓是考古界的基本行规。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马永嬴说。

但汉陵考古队探寻大地的脚步，仍未停下。截至目前，江村大墓东北角第15号坑、薄太后南陵北侧及江村大墓西侧的动物陪葬坑、江村大墓及窦皇后陵之间的一座陪葬墓，仍在继续发掘。

西汉帝陵营造之后，会在其旁设置守护帝陵的卫星城——陵邑。霸陵陵邑，至今仍没有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建筑，早已湮没在尘土之下，只能大范围调查勘探。”还有两年就退休的马永嬴，担心时间不够用，“我得加快步伐啊！”

（原标题：发现霸陵)

来源：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 张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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